作者：吕德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2026年两会期间，关于提高“农民养老金”的讨论，再次成为会场内外热议的焦点。许多观点似是而非，有误导舆论之嫌。针对相关代表性观点，笔者尝试做一些辨析。
1.“农民养老金”的提法具有误导性。
无论是代表委员，还是舆论，都习惯用“农民养老金”来指代特定政策，这种说法通俗易懂，传播效果很好，但容易造成误解。从政策层面看，并没有“农民养老金”这一独立险种。
2009年，国家开始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俗称“新农保”），旨在解决农村老年居民的基本生活问题。2012年，该制度实现全覆盖。2014年，新农保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并轨，打破了户籍限制，实行统一参保，建立了世界上覆盖范围最广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当年宣传“新农保”时，许多地方便使用“农民养老金”作为代称。客观而言，这种宣传方式行之有效，使“新农保”深入人心。许多老年农民在领取养老金时，发自内心地“感谢党、感谢国家”。时至今日，尽管养老金水平不高，但农民普遍感到满意，仍将“养老金”视为国家给予的福利待遇。在调查中，许多老年人习惯用“老人钱”来指代国家发放的各项补助，包括粮食综合补贴等。甚至有些村集体发放给老人的重阳节慰问金，也被称为“老人钱”。
如今，“农民养老金”的提法容易产生误导。第一，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框架内，不存在专门针对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因此，单独讨论提高农村居民养老金水平，缺乏政策路径依据。第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福利+保险”混合制度。它本质上是带有福利性质的保险制度，其核心仍是保险。群众将其简称为福利制度可理解，但在公共舆论场及严肃场合，这种说法欠妥。因为其中隐含的逻辑是，农民养老金的提高需完全依赖政府补贴，这忽略了保险制度中个人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基本原则。
2.以贫困线作为养老金标准，依据不足。
许多人同情农村老人的艰辛生活，不少代表和专家建议将贫困线作为基础养老金的发放标准。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理由并不充分。
“新农保”制度在建立之初便遵循“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的原则，这一原则至今仍然适用。简言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解决的是“基本养老”问题，而非贫困问题。我国的“济贫”工作另有政策体系，如低保、社会救助等。更重要的是，通过长期的脱贫攻坚，我国已基本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当前，我国仍有健全的防返贫监测体系，以防止规模性返贫。
农村低保早已实现动态调整、应保尽保，防返贫监测机制也极为健全。如果当前仍有农村老人因贫困陷入生活困境，大概率是其子女未充分履行赡养义务。
国外有些养老金制度以贫困线作为普惠标准，是因为其养老金制度本身兼具济贫功能。但中国拥有更为健全的“济贫”制度体系，养老金不宜也不应承担济贫功能。因此，将贫困线作为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的理由，是难以成立的。
3.通过提高养老金刺激消费，与社会保险的基本属性不符。
不少经济界人士主张提高“农民养老金”，理由是这可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从而促进经济形势好转。这一理由似是而非，缺乏循证依据，且过于短视，与社会保险的基本属性相悖。
从国际经验看，经济发展与养老金的关系十分复杂。更多情况下，是经济发展周期决定养老金的运行状态，而非相反。在经济上行期，增加养老金确实有助于刺激消费；但在下行期，增加养老金不仅难以刺激消费，反而可能加大政府财政压力，危及社保基金安全。社会保险总体上要求长期稳定，其政策效应具有长周期特点，绝不能受短期经济政策随意影响。
养老金具有典型的“福利刚性”特征。它并非适合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工具。一旦养老金上调，便很难再下调，否则会引发政治和社会风险。换言之，即使未来财政承受能力不足，养老金也无法下降；甚至，若因物价上涨而养老金增幅过小，都可能引发问题。可见，有些地方财政再紧张，即便延迟发放公务员工资，也不能拖欠养老金——这被视为底线问题。
4.将老年农民的历史贡献作为增加养老金的政策依据，缺乏可操作性。
许多人出于敬意和同情，肯定老年农民的历史贡献，这作为个人情绪表达可以理解，作为一种政治正确的话语也无可厚非。但作为政策依据，尚缺乏科学论证。
在农业税时代，农民通过缴纳农业税、三提五统、出“两工”，为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当时，我国财政以汲取型为主，需要从农业、农村和农民中汲取资源，以推进现代化建设。同时，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尚未建立养老保障制度。在当时制度框架中，农民拥有生产资料，土地承担着保障功能。在一些城镇化地区，许多失地农民通过“土地换社保”、农民转市民的方式，获得了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障。而在普通农村地区，直到2009年后，才通过“新农保”逐步建立养老保障制度。
鉴于日照实华相关业务面临不确定性，董事会认为依法推进清算及资产处置，有助于维护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根据初步评估，在日照实华清算后，集团预计收回的现金与对日照实华以权益法核算的账面值大体相若。然而，按照相关会计准则的要求，集团在持有日照实华投资期间经其他综合收益累积的外币报表折算差异(约亏损港币1.32亿元)须在日照实华清算后重分类至损益，因此集团预期将在2026年因日照实华清算确认亏损约港币1.27亿元(未经审核)。上述财务影响仅为初步评估结果，实际确认金额有待最终交割及相关会计处理完成后方可确定。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和讯网无关。和讯网站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邮箱：news_center@staff.hexun.com
2009年国务院启动“新农保”试点，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即使是今天，集体土地和“老年农业”仍是许多农民养老的重要支撑。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68%，即将完成城镇化进程。对大多数农民而言，“土地换社保”，甚至通过土地征收获得巨额补偿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与此同时，土地产出效益下降，难以支撑较高生活成本；年轻人进城务工，家庭养老功能也逐渐弱化。土地保障水平与家庭养老功能的双重下降，与“历史贡献”并无直接关联。
关键在于，“历史贡献”如何具体操作？如果采用普惠制，所有具有农业户口或长期生活在农村的老人都应享受，但这可能缺乏现实针对性。那些在城镇化过程中获益、但仍保留农民身份的群体，显然并不需要。有人提出以70岁为界，这看似明确，实则标准模糊。最棘手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已经并轨，如果“老年农民”提高养老金，那么城镇老年居民是否也应同步提高？他们的生活状况未必更好，同样也有“历史贡献”。若要精准施策，几乎需要搭建一套极为庞大的政策识别系统。回想当年实施精准扶贫的复杂性，便可想而知。
5.将“农民养老金”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障水平简单对比，是在混淆概念。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建立的制度，严格遵循个人“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其资金来源于企业和职工个人缴费。简言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属于福利关联型，其保障水平依赖财政转移支付；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属于缴费关联型，其保障水平与单位和个人缴费水平挂钩，多缴多得、少缴少得。
在社会舆论和调查中，不少人抱怨企事业职工退休金高，而农民养老金却少得可怜。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事实上存在巨大误解。事实上，所谓的“农民养老金”虽然数额较低，但基本来自财政资金；而城镇退休职工养老金虽相对较高，却并非源于财政拨款。哪个群体“占了国家便宜”？基本事实是清楚的。
配资网站
早些年，在沿海务工的农民工，国家和企业都鼓励缴纳职工保险，但许多务工人员选择不缴。近年来，国家加大了职工养老保险的覆盖力度。例如，调研发现，许多地方的工业区，即使是小厂，也被要求必须为职工缴纳社保，否则将面临劳动监察和人社部门的处罚。从当前形势看，主要问题在于企业参保负担较重、参保积极性不足，而农民工参保意愿普遍较强。2025年，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还需为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保，这给许多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带来较大经营压力。
客观上，就业和养老是一体两面。长期以来，保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农民工自身，都觉得有份工作，是首要目标。我们对很多初代农民工访谈时，大家都有“退社保”的经历。如今想起来，后悔莫及，但为时已晚。
元股证券:ygzq.hk6.“视同缴费年限”的移用，是错误的。
有些人试图引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中特殊的“视同缴费年限”政策，作为老年农民因历史贡献而提高养老金的理由。这完全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和概念误用。
“视同缴费年限”是制度转轨过程中的特殊产物。早期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行现收现付制，即“年轻人养老人”，退休金与当年缴费无关，只与年轻人缴费有关。由于没有个人积累，养老待遇与当年收入水平关系不大。但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制度从现收现付制逐步转向部分积累制，养老金分为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两部分，待遇水平开始与缴费情况挂钩，体现多缴多得、少缴少得。在转轨过程中，基本原则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然而，“中人”（即在制度转轨前参加工作、转轨后退休的人群）面临特殊问题：他们年轻时缴费供养了当时的老人，个人账户却没有积累。例如，一位58岁的职工，若不计算“视同缴费年限”，其个人账户仅有一年的积累。这部分缺失如何弥补，需要专门政策安排。为防止个人养老金大幅下降，顺利实现制度转轨，才设置了“视同缴费年限”这一特殊政策。
“视同缴费年限”是我国独有的概念，是制度转轨的产物。“中人”事实上缴纳过养老金，只是在制度转轨过程中面临账户衔接问题。国家通过财政和社保基金补足其个人账户，并不意味着职工个人占了国家便宜。试图将老年农民的“历史贡献”视为缴费年限，既混淆了两类养老金的差异，也忽视了制度转轨的特殊背景。
7.养老保险不等于养老保障。
社会上热议养老金问题，目的是想通过提高养老金来解决养老问题。这种想法未免过于简单化。
农村的养老保障是一个复合型制度体系，包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家庭养老、社区养老、互助养老等多种形式。客观而言，养老金只是其中一环，甚至不是最关键的因素。即使将养老金立即提高到五六百元，甚至上千元，所能解决的问题依然有限。我们在京郊调研，农民养老金虽然已经接近千元，仍需通过互助养老等方式，切实解决农民养老问题。
现实中，仍有劳动能力的“年轻老人”并不急需养老金，他们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支持子女家庭，这种情况比比皆是。而对高龄老人来说，当前养老金水平杯水车薪，他们最需要的是照护。半失能老人需要简单照料，有人能帮忙做饭即可；失能老人则需要24小时陪护和护理。如果选择机构养老或雇佣保姆，生活能自理的老人每月需花费一两千元；半失能老人需三四千元；失能老人则需五六千元以上。某种意义上，仅靠所谓“农民养老金”来解决养老保障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
国家更需要依托农村现有资源，建立简约高效的养老服务体系。例如，鼓励年轻老人从事“老年农业”，为他们提供与小农经济和现代农业相衔接的农业服务，十分重要；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建立邻里守望相助的互助养老体系，发挥村级组织的服务功能，尤为关键；对于需要照护的老人，利用农村社会网络和资源优势，在社区内嵌入小型养老院，是非常可行的方向。
农村面临老龄化问题
养老金主要面向个人，具有市场化导向，未必是应对中国老龄化问题的最优路径。
8.如何算账，是一个关键问题。
“农民养老金”问题涉及面广，既需算政治账，也要算经济账，两本账必须统筹兼顾，才能稳妥推进。
不少专家对提高养老金的可行性进行过论证，但究竟需要多少资金，尚无统一标准。一个基本常识是，算账不能仅考虑“老年农民”群体。一旦提高该群体的养老金水平，必然产生连锁反应，其他群体也会要求相应调整。因为无论以何种理由为依据，都必须兼顾社会公平和各群体感受，否则可能得不偿失，花了钱反而引发矛盾。更重要的是，必须考虑财政的可持续性。算账不能只算一年，至少要展望二十年。二十年是一个长周期，必须为未来发展留出空间。
一个客观事实是，我国已连续三年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的社会统筹部分每年提高20元。这个金额平摊到每位老人身上，虽然杯水车薪，但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实属不易。
有人打起了国企收益、财政赤字的主意，以此来提高养老金。暂且不论是否可行，即便可行，是否到了必须动用这些资源的时刻？
每个人都应为自己算账，而不仅是为国家算账。调研发现，年轻农民工参保意识增强，积极缴纳社保；在新经济形态下，新就业群体的权益维护也成为重要议题。现有政策中，养老金设有多个缴费档次，个人可选择较高档次进行缴纳；许多地方也允许一次性补缴。这些都是提高养老金水平的有效措施，而非完全依赖国家财政投入。
从养老金本身而言，大家都愿意算经济账。但就养老保障而言，我们更该算政治账和社会账。从实践中看，养老危机最严重的地方，未必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方。从我们的调查看，恰恰是一些经济条件不错，家庭收入也可以的地方，老年人养老状况堪忧。因为，养老金也好私募股票配资信息网，老年人积蓄也罢，最终形成 “挤出效应”，弱化了子女的养老责任。从内部视角看，养老危机本质上是伦理危机。
正规配资网提示：本文来自互联网，不代表本网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