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吴宜灿，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核能院院士、中子物理学家、凤麟核创始人。长期从事核科学技术及交叉领域研究。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以及美国核学会杰出成就奖、欧洲聚变核能创新奖等，获评中国产学研合作十大创新人物。
【院士访谈】
从误打误撞选择核反应堆专业，到把核科学技术作为一生志业；从深耕中子物理与核能系统基础研究，到投身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一线——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宜灿身上贴着多重标签：科学家、创业者、老师……
不久前，吴宜灿获评2025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十大创新人物。带着对这位“跨界”院士的好奇，科技日报记者对吴宜灿进行了专访，听他畅谈对前沿技术热潮的思考，以及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探索新一代核能系统
记者：作为一名核科学家，您比较关注哪些前沿科技方向？
吴宜灿：我最近主要关注两个领域。
一是人工智能，这是我目前重点跟踪和关注的方向，我很关心它可能对科研、产业乃至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
二当然还是核领域本身，尤其是核科学技术与人工智能可能存在的交叉融合。我认为核科学技术和人工智能这两者关系非常紧密：核能是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动力引擎，可为人工智能的庞大算力需求提供稳定、清洁且极具韧性的电力基座；人工智能则正在重塑核科学技术的研发范式，可能对核行业发展带来革命性影响。
记者：您能谈谈核科学技术最新发展趋势吗？
吴宜灿：当前，新一代核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兴未艾。我认为新一代核能系统，应该基于从源头确保核安全的理念，具备亲近性、灵活性、智能性等技术特征，能够满足未来对能源的多元需求。
记者：这种新一代核能系统具体可以应用在哪些场景？
吴宜灿：它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小到心脏起搏器里用的微瓦级核电池，大到“上天入海”用的兆瓦级电源，都是潜在的应用场景。比如我们提出的核电宝，就是这种新一代核能系统的代表，它具有超安全、超小型、超长效等特点，不充电就能用上数十年，可灵活适配各类应用需求。在偏远地区及海岛供电、特殊环境应急电源、船舶动力、空间电源动力、人工智能算力与数据中心等领域，这项技术的应用能让人们摆脱“电量焦虑”。
记者：在新一代核能系统领域，您正在做哪些探索？
吴宜灿：我们团队已建成国际首台十兆瓦级车载核电宝工程集成模拟试验样机，目前正在推进示范工程应用。
记者：刚才您提到的主要是核裂变技术。您和团队也一直深耕核聚变领域。能讲一下这两条技术路线的发展态势吗？
吴宜灿：应该认识到，这二者目前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当前，核裂变能技术已取得广泛商业化应用，而核聚变能技术尚未成熟，距离商业化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二者都迎来了新一轮发展机遇。
对核裂变而言，发电是其当前最主要的商业化应用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商运核电机组累计发电量达4677亿千瓦时，占全国发电量的4.82%。这一比例相比美国的约18%、法国的约68%，还有不小差距。未来要提升核电在电力结构中的占比，关键要靠技术创新，靠发展新一代核能系统。
而对于核聚变而言，当下热度很高——有政策支持，有资本助力，还有舆论关注，这些都是好事。不过，在核聚变关键核心技术方面，还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认知，做好科普工作，让大家对核聚变的认识更加理性。
记者：核科学技术正从能源领域走向更广阔的民生领域。未来10年，您认为它最可能在哪些领域带来变革？
吴宜灿：核医疗、小型核能系统、工业安全与先进制造。核科学技术在这些领域的应用潜力巨大，每个应用领域都可能发展成为万亿级市场。
以核医疗为例，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新发癌症患者病例约515万例，较2022年上升6.8%，对核医药产生了非常大的需求。如果能通过核科学技术手段，满足这类需求，能够带来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新华社深圳1月27日电（记者王攀、孙飞）记者27日在深圳市南山区八届人大六次会议上获悉，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圳市南山区2025年成为中国首个地区生产总值（GDP）过万亿元的地市辖区。
香港特区政府旅游事务专员张冯泳萍表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国际化的优势。2025年全年访港旅客数字约为4990万人次，较2024年上升12%，多个海外市场增长显著。特区政府将继续善用自身优势，拓展多元旅游资源，吸引更多旅客来港。
“有用”和“兴趣”并不冲突
记者：您办公大楼墙上的标语令人印象深刻：“没有任何借口，要么创新，要么灭亡。”这句口号背后有什么深意？
吴宜灿：这句话的目的就是把创新植入我们团队的基因。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科技成果转化，没有创新就没有未来。创新就是要勇闯“无人区”，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
记者：您一直倡导做有用的科研，但很多人觉得科学研究离不开兴趣驱动。“有用”和“兴趣”之间会不会存在冲突？
吴宜灿：两者并不矛盾。不可否认，从事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确需要兴趣。但兴趣也可以来源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
我做科研正是源于兴趣——解决实际问题以及满足社会需求的强烈兴趣。做科研，往小了说，要对得起科研投入；往大了说，要回馈国家、社会和人民。
记者：但是，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都面临很多不确定性。
吴宜灿：科学研究本来就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不确定性正是科学探索的魅力所在。当然，这绝不能成为漫无目的地做研究的借口。我们应想方设法把不确定性变成通往确定性的阶梯，为最终发现科学规律铺路。
在谈论科技成果转化时，我们时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这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科技成果离市场就差“最后一公里”了，实际上，这大大低估了其中的困难。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产品，从产品到商品，每一步都充满不确定性，要跨越重重“死亡之谷”。
记者：具体难在哪里？
吴宜灿：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当前，科技成果转化质效不高，究其原因，就是“四链”脱节：科研人员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内驱力不足，懂技术、懂市场、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匮乏，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耐心资本缺乏。
记者：该如何破解这些痛点？
吴宜灿：要实现科技成果高效高质转化，关键在于“四链”的深度融合，核心是要解决“人”和“机制”问题。
一方面，要构建人才与技术共同体，让人才高效有序流动，营造一个良好的团队协作和创新生态；另一方面，要构建文化与利益共同体，解决大家的原生动力和激励机制问题，充分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
当前，国家层面已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自上而下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的完善，但要真正打破路径依赖，既需要顶层设计的持续优化，又离不开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二者缺一不可。
科学家创业要“补课”
记者：很多人觉得科学家最擅长的是做科研，不一定适合做企业。您怎么看科学家创业这件事？
吴宜灿：我非常认同一个判断：科学家不一定天生适合做企业。但我认为，中国今天一定需要一批愿意走向产业一线的科学家。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前很多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已经不只是科学问题，而是工程化、产品化、产业化问题。如果科学家只停留在写论文、做样机阶段，很多成果就走不进现实世界，既形不成国家竞争力，也解决不了现实问题。
当然，科学家做企业，不能简单把实验室那一套搬过来。科学家最擅长的是把一个成果“做出来”，而企业要求的是把它“做成、做稳、做大”，这中间要补很多课。
记者：您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吴宜灿：我们探索构建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产业发展、金融支持“研学产金”四合一紧密融合的科技创新模式，形成创新联合体，以实现高效资源统筹和协同攻关。
我们团队从一开始就将做有用的科研作为价值导向，将科技成果的应用作为核心工作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团队绝大部分经费都来自社会资本。
记者：那怎样才能让更多的社会资本关注到科技成果，并愿意参与进来？
吴宜灿：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成果的市场潜力，二是团队的能力。资本的嗅觉向来灵敏，尤其是对那些能看得到未来回报的科技成果。
但有市场潜力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取得市场成果。要取得市场成果，仅靠科学家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因为科学家的追求和市场需求有时并不完全一致。要赢得社会资本的青睐，还要有一个能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并将其推向市场的团队。
记者：您曾在多个国际核能组织任职。据您观察，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方面，我国与欧美最显著的差异是什么？
吴宜灿：我的直观感受是，一些国外的科研人员更敢干，更有科技成果转化意识、市场意识和用户意识，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我接触过一些国外的教授，他们在发明了一项技术之后，就会想方设法把它转化为产品，并成立一个很小的公司，尝试将产品推向市场。
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十年前，我们团队就做出了一款核设计与安全评价软件，最初在国际上供用户免费使用。而美国有家只有几个人的小公司，也做了类似的软件，但他们的软件是收费的，费用还挺高，算下来一年费用就要好几十万元人民币。后来，这家公司还找到我们，想把我们的软件集成到他们的软件中去，我们没有同意。但不可否认，他们的商业意识确实比我们强。
当老师最有成就感
记者：聊了这么多科技成果转化的事，我很好奇，您当初是怎么走进核科学技术这个大门的？
吴宜灿：完全是误打误撞。我高考化学成绩相对突出，于是大学就想填报化学类专业。但在填志愿时，厚厚的专业目录让我眼花缭乱。我看到有个专业叫核反应堆，寻思有“反应”两字，应该跟化学有关，于是就选了这一专业。直到被西安交通大学录取，我才知道核反应堆属于物理类专业。后来我发现，我居然是班上仅有的两个第一志愿报考该专业的学生之一。
记者：那您又是如何坚持下来并取得成绩的呢？
吴宜灿：上大学后，随着学习的深入和认知的拓展，我逐渐意识到核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值得钻研。钻研过程中，我也渐渐喜欢上了这个专业。
在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我将研究方向进一步明确为中子科学研究。后来，在海外访学时，我亲身体会到了国外在中子学软件方面对中国人的“封锁”。回国后，我就启动了我们自己的中子学软件研发。
为了推动更多中子科学研究成果走向应用，我和团队在中子源技术研究方面开展攻关，研制出国际领先的稳态聚变中子源大型科学装置，其核心技术成为团队产业应用的基础。
核行业发展起起伏伏。特别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行业曾进入长达二十年的低迷期，许多同学都改行了，但我从未想过要离开。
这些经历也让我坚信，即使起点偶然，只要方向正确、持续深耕，就能有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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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如今，您有院士、科学家、企业家、老师等多重身份，您最喜欢哪一个身份？
吴宜灿：我不把自己定义为“企业家”。企业家通常以经营与回报为中心，而我做成果转化，是为了把科研做成可用的能力、把关键技术落到国家与民生需求上。
我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为科研方向与能力体系的组织者——选对难题、做实技术、带好队伍、把成果落到应用场景。身份标签和个人收益不是我衡量成就的尺度。
我最喜欢的职业是老师，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当老师，最有成就感的事也是当老师。我最引以为豪的事情就是指导培养了百余名研究生，并看到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学有所成。即使现在支持团队做企业，我也认为自己是在换一种方式当老师，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其实有点像核裂变反应，一个人可以影响一百个人，这一百个人又可以影响更多人，通过这些“链式反应”，一个人能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记者 李林旭)
致青年科技人才
我始终坚信，科研的核心是“有用”，真正的热爱，源于解决国家急需、服务社会民生的责任担当。做科研既要葆有探索初心，更要对得起科研投入，回馈国家与人民，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浪潮。
当年，我曾真切体会到核心软件、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的切肤之痛。国家科技安全不容受制于人，因此我组建团队从零攻坚，成功研发出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子学软件。这段经历让我愈发笃定：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唯有自立自强，才能牢牢掌握科技发展的主动权。
科研的价值不仅仅是在论文与奖项，而且在满足国家之需、民生之求，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核科学技术早已走出实验室，在能源、医疗、工业安全等领域蕴藏万亿级产业价值。我们既要鼓足勇气勇闯科研“无人区”，更要坚定走好成果转化之路，以实干让科技成果落地生根。
元股证券青年是科技强国建设的中坚力量。希望你们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心怀家国、肩扛使命，直面“卡脖子”技术难题，敢为人先、深耕不辍。以青春赴使命，以创新报家国，用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为建设科技强国、民族复兴贡献磅礴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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